不过，在宪政思想史上贡献至伟的孟德斯鸠虽熟谙历史，但他不从历史中探寻根本法的根据，也不诉诸自然法和契约论，而从各种政体的性质直接推衍出各自的根本法。
法治的客观性有两重意义。从法治评估的主导者来看，国家层面的评估多由学术机构和科研机构主导，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法治评估研究中心、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等机构的法治评估模型都属此列。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治建设取得初步成就，但亟须向全面依法治国纵深推进，于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指导法治建设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对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四个领域的法治建设进行规范和指引。这种状态具有三个特征：一是客观性，即必须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基于此，有必要重申法治指数评估的基本原则。地方法治指数评估应当以法治发展的客观性、普遍性和完成状态为基本理念，以民主性和科学性为价值指引，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结合，根据法治体系五要素、依法治国十六字方针和国家重要与地方特色典型指标等原则来设计法治评估指标。2011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指出：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从改革开放之初至党的十八大，法治建设的主线围绕老十六字方针展开。四、法治指数评估对法治发展方向的科学校准作为法治建设的晴雨表，法治指数评估可以精准反映并矫正法治运行中的各种弊病和问题。[35]李建良教授将这些主要是出于行政机关自身行为的指标,称为裁量缩减构成要素的支轴。
[35]如上所述，为判断裁量是否收缩而对相互冲突的基本权利以及行政便宜进行比较衡量的基准，是无法清晰地列举出来的。这种裁量基准与事先设定的——前述之与行政自我拘束相关的——裁量基准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都是法律意图的具体化，但事先设定的裁量基准在尚须考虑个案情况（所谓个别情况考虑义务）这个意义上其对法律意图的具体化尚未完结（并非最终的具体化）。这种食品被大量生产后，通过复杂的销售渠道送到消费者手中。不过，宇贺教授的最后结论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如果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明知企业的产品有问题，却为了追求GDP，甚或由于收了企业的好处，而向社会隐瞒问题，甚至公开表明该产品安全，导致人民无法及时认识到它的危险性，那么国家应当承担的可能已经不止于危险管理责任，而是一种基于共同不法行为的赔偿责任。简言之，如果国家充分地履行其努力义务（国家的机关充分地行使其权限）即可避免来自于自然的危险（足以应对特定自然力），那么国家对被害人承担作为义务和以之为前提的损害赔偿责任。
[10]对此，德国学者毛雷尔的指摘可以作为一种解答，他说：‘裁量压缩至零尤其可以从基本权利和其他宪法规定中推导出来。保护规范说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由德国学者巴霍夫（Bachof,O.）奠基，六、七十年代受亨克（Henke,W.）等推敲，八十年代经施密特-阿斯曼（Schmidt-Amann,E.）等复兴（所谓新保护规范说），学说上几经流变，[46]但其基本思想——特定利益成为权利或请求权对象的前提是其受法律特别是行政作用所依据的特定行政法规范（根据规范）保护——对于德国、日本的司法实务而言，一直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此情况下，援用基本权利的规范外效果缺少实益。阿部泰隆作为长期关注本案的学者，指出了一个重要的法外事实：法官换了。
[8]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2年10月31日审结，[2002]台行终字第242号，【法宝引证码】CLI.C.13679。[37]而受约束的核心意义是，在与个案相匹配意义上的个别化。在暂扣车辆案中，原告借用他人的３台农用小四轮拖拉机，拖带两轮拖斗运送31头生猪。[44]第二，何种情况下行政机关享有效果裁量却负有行政义务，须按照法律（裁量授权规范）的意图补充基准。
对这一认识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如,会有人认为国家也有义务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自然灾害的侵犯。（5）（预算、人员等）行政资源的有限性。
判断裁量是否收缩尽管是从生活出发的，而非规范，却仍然无法离开规范。而在本文看来，无论是判决本身还是这些意见，都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
换言之，受害人基本权利与加害人基本权利的比较衡量获得了一个法律解释平台，盐野宏所担心的危险防止措施有时会包括对私人自由与财产的侵害被定位于这种行政裁量的限界问题。[39]如果为个案量身打造的裁量基准——表现为应获认可的行政行为理由——有典型性，那么行政机关完全可以将之规定于规范性文件，从而使之转化为事先设定的裁量基准，体现出裁量基准制度作为‘自下而上的规则形成机制[40]的特点。裁量收缩理论的前提是裁量一元论，基础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保护义务。囿于资料和篇幅方面的限制，裁量收缩理论有关论点并未得到全方位的讨论，我国的行政实务和判例动向也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行政裁量权本身是法律（裁量授权规范）所授予的，从生活出发本身毋宁是法律的指示。就社会背景而言，至少可以指出，本案表明日本民众的权利意识——被流浪狗咬了请求国家赔偿——要高于我国目前。
[56][日]熊本地判平成5年3月25日、判時1455号3頁（水俣病訴訟）。不过，是否在所有的自然力面前国家都力有不逮，是否在任何情况下国家对来自于自然的危险都不必承担作为义务乃至赔偿责任，显然尚需斟酌。
又如，在 暂扣车辆案中，对原告的损害赔偿请求，被告辩称：我局工作人员是依法行政，行为并无不当。问题是这两个判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意味深长的差异。
具体而言，在本案中，裁量收缩要件中的①被侵害法益的重要性、②危险的可预见性、③行政保护的可期待性可以说都已充足，或者说法院的认定基本上没有问题。因为言论自由权及资讯自由对于民主社会具有‘结构性的意义，联邦宪法法院明白赋予两者——较其他基本权——更崇高的地位。
如，阿部泰隆指出：如果在作为侵害人的私人之外，国家也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国家并不必然与侵害人承担相同数额的赔偿责任。正因为如此，《福建省防洪条例》第36条规定：水库管理单位应当采取先放示警流量然后逐步加大流量的方法开闸泄洪，并应当按照规定提前通知有关部门和单位。[43]三、裁量收缩理论的边界行文至此，裁量收缩理论的构造已经基本明晰。（4）（不同基本权利、行政便宜包括产业政策之间的）利害调整性。
第一，裁量收缩理论的大前提是，效果裁量与行政义务并不矛盾（裁量一元论）。[50][日]東京高判昭和52年11月17日，判時875号17頁（千葉県野犬咬死事故損害賠償請求事件控訴審判決）。
行政赔偿诉讼中可以很好地验证裁量收缩要件有用性的典型案例是著名的尹琛琰诉卢氏县公安局110报警不作为行政赔偿案[6]（以下简称110报警案）和王丽萍诉中牟县交通局行政赔偿纠纷案[7]（以下简称暂扣车辆案）。该法第1条规定：为了防治洪水，防御、减轻洪涝灾害，维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制定本法。
[41]宇贺克也对前述盐野宏的质疑——裁量与作为义务是两个对立概念——进行回应时，曾经尝试不以效果裁量为前提地论证裁量收缩所发生的行政义务。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裁量收缩的要件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应当由谁对防止危险负责这样的考虑要素，特别是其中的行政保护的可期待性要件，但是在裁量收缩要件的认定过程中，这种考虑要素所指向的是行政义务或赔偿责任是否发生。
该判决清晰地描述了无瑕疵裁量行使请求权与裁量收缩（行政介入请求权）之间的关联，同时强调了法律保护意图（在保护公益的同时还保护相邻人的利益）的前提性意义。从这个梳理来看，暂扣车辆案判决尽管没有明确地表述裁量收缩，其说理也存在着进一步补强的余地，但总体而言，比较完美地体现了裁量收缩理论的法律思想，值得充分肯定。何况有时司法体制等法律解释范畴之外的因素还会渗入进来。如，在德国裁量收缩理论的开拓性判决——著名的 带锯判决中，[48]原告请求法院课予被告义务，令其发动规制权限使原告免受附近煤炭企业造成的噪音和粉尘侵扰。
[33]该判决就是一个财产性利益让位于生命权的适例。规范内基本权利的典型是食品、药品安全法中的健康权。
王贵松：《行政裁量权收缩的法理基础——职权职责义务化的转换依据》，载《北大法律评论》第10卷第2辑。积极理由是，基本权利是以国家为相对一方当事人的宪法性权利，[19]而法律保留是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权限分配问题，[20]行政机关作为有民主正统性、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没有法律依据地对基本权利加以保护无损依法行政。
[4]这直接促成了我国法院作出履行判决时的一种明显倾向：限被告在一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但不明示法定职责的内容。（4）但是，法律对第三人的特定利益没有加以规定，且重大利益侵害在行政机关适用法律之际以典型形态发生的，将行政机关的权限和责任不依明文规定地加以扩张的（3）所示之合宪性法律解释已经超出法律解释之域。